企业文化是一个公司的灵魂，公司因梦想而生、因文化而强，独具特色的“三勤六和”村落式文化，确保了全员底层价值观统一，为共同的使命、愿景和目标而努力奋斗。公司以开放的视角支持全球协同办公，拓宽视野并提升员工跨文化交流的能力，让不同的文化与思想进行交流、碰撞，营造开放、共享、多元的文化氛围。持续举办“兴创杯”等各类创新创意大赛，为有梦想、敢创想的员工打造释放个体价值的成长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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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我国进入5G商用元年，网络连接从人拓展到了万物互联，边缘计算作为5G网络的核心技术之一，解决了数据大规模增长和不断涌现新业务模式的挑战。伴随着5G商用进程的加速，边缘计算也将加速部署和落地。

　　边缘计算的发展经历了不同阶段，从最初的理论阶段到技术验证阶段，再到目前的产业化落地阶段。当前，边缘计算已经成为通信运营商、云服务商和工业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共同关注的焦点，并且边缘计算开始在交通、安防、云游戏、工业互联网、能源互联网、智慧城市等各行业领域实际应用落地。

　　本书适合通信行业、边缘计算相关行业的人员阅读，也适合相关专业在校本科生、硕士生阅读，以及对边缘计算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本书在介绍5G时代边缘计算内涵和核心技术的基础上，分析了边缘计算产业链的基本情况，涵盖上游云服务商和硬件设备厂商、中游电信运营商及边缘计算运营和管理服务提供商、下游OTT厂商及智能终端和应用开发商等。本书重点聚焦5G时代边缘计算可重点应用的行业，包括交通行业（涵盖自动驾驶、智能网联、智能交通、智慧道路）、安防行业、云游戏行业、工业互联网、能源互联网、智慧城市和智能家居等，结合这些行业的发展趋势，深入阐述边缘计算在其中的实践进展和典型案例。

　　吴冬升，5G产业技术联盟车联网专委会主任委员，粤港澳大湾区自动驾驶产业联盟副理事长，现任高新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近20年B2B/B2G整合营销经验，对5G、车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数字化转型、智慧城市有深刻洞察。

　　1.1 边缘计算的内涵1.2 5G时代的边缘计算1.3 边缘计算行业应用概述

　　第3章 边缘计算产业链综述3.1 产业链整体情况3.2 上游3.3 中游3.4 下游

　　第4章 边缘计算和交通行业4.1 交通行业的发展趋势4.2 交通行业边缘计算现状4.3 交通行业中应用边缘计算的典型案例

　　第5章 边缘计算和安防行业5.1 安防行业的发展趋势5.2 安防行业边缘计算现状5.3 安防行业中应用边缘计算的典型案例

　　第6章 边缘计算和云游戏行业6.1 云游戏行业的发展趋势6.2 云游戏边缘计算现状6.3 云游戏行业中应用边缘计算的典型案例

　　第7章 边缘计算和工业互联网7.1 工业互联网的发展趋势7.2 工业互联网边缘计算现状7.3 工业互联网中应用边缘计算的典型案例

　　第8章 边缘计算和能源互联网8.1 能源互联网的发展趋势8.2 能源互联网边缘计算现状8.3 能源互联网中应用边缘计算的典型案例

　　第9章 边缘计算和智慧城市9.1 智慧城市概述与发展趋势9.2 智慧城市边缘计算现状9.3 智慧城市中应用边缘计算的典型案例

　　第10章 边缘计算和智能家居10.1 智能家居的发展趋势10.2 智能家居边缘计算现状10.3 智能家居中应用边缘计算的典型案例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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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云端：动荡世界中的大数据》，这本书戳破了关于“云计算”和“大数据”的种种幻象——云端仍然存在社会不公吗？云端真的能带来绿色环保吗？本书由杨睿、陈如歌、胡翼青、杨馨和周昱含共同翻译完成。耐心看到最后，文末有福利哦！

　　互联网思维、大数据、云计算……今天，这些名词术语正在对我们的感官与心智进行着前所未有的冲击。本书作者对大数据和云计算并没有一味称好，而是批判地审视它们带来的冲击，为读者提供了全面广阔的视野。

　　作者探索了“云端”从何而来、意味着什么以及它对商业、政府、公民的重要性。他描述了云端公司的激烈竞争，如亚马逊和谷歌；云端科技向政府的扩散，如备受争议的美国国家安全局；他也剖析了如黑云般隐约存在，由“云端”而产生的问题，诸如环境问题、隐私问题、就业问题，等等。云技术这一早就承诺的信息应用是否会解决世界上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呢？抑或，它仅仅是一种市场化的大肆宣传？本书提供了冷静彻底的分析，并且指出技术的问题也许会破坏整个世界。

　　再一次，莫斯可在对我们这一时代最伟大的传播现象的理解上走在了前列。《云端》把“云计算”搁在阳光下细致地进行分析，提供了批判性的语境和视角。在这一过程中，莫斯可为如何解读数字化时代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资源。

　　——罗伯特·W·麦克切尼斯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传播学教授、传播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

　　莫斯可从云计算神话再次抵达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统治的逻辑从来没有终结的时候，它们只是以一种新的经管再现甚至强化。云计算不仅没有弱化统治，反而在资本与权力的和某种生成了一种叫做监视资本主义的新统治方式，从而加强了权力对社会的控制。

　　互联网思维、大数据、云计算……今天，这些来自IT业的名词术语给我们的感官与心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通过激动人心的说辞，许多人试图让人们相信这些技术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比如迈尔舍恩伯格和库克耶在《大数据时代》一书中宣称：“大数据开启了一次重大的时代转型。……就像望远镜能够让我们感受宇宙，显微镜能够让我们观测微生物，这种能够收集和分析海量数据的新技术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这种理解世界的新方法我们现在才意识到。”

　　这种语气我们在托夫勒、奈斯比特和尼葛洛庞帝那里都领教过。而他们的拥趸则更了解如何为大数据写广告词，比如在《大数据时代》一书的推介语中，便有一段诗情画意的科幻表述：

　　大数据正把我们变成新的物种。首先，大数据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让我们从因果关系的串联思维变成了相关关系的并联思维。其次，大数据改变了我们的生产方式，物质产品的生产退居次位，信息产品的加工将成为主要的生产活动。最后，大数据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都将构建在大数据之上。大数据不仅仅是一门技术，更是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它与云计算共同构成了下一代经济的生态系统。

　　我从不否认技术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它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周遭的环境，也必然改变我们观念中对于时间、空间和各种关系的理解。正如斯蒂格勒所说的那样：“技术和时间的关系这个深层的问题如今已成为社会生活中日常而普遍的问题，但它并不因此而失去其尖锐性。每一天都带来新技术，并不可避免地淘汰一批老化、过时的东西：现存的技术因被超越而变得老化，由它产生的社会环境也因此而过时——人、地区、职业、知识、财富等等一切，或是适应新技术，或是随旧技术而消亡，别无其他选择。”对技术发展与人的关系的深层次探讨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不是太深了，而是太浅了。

　　然而迈尔舍恩伯格和库克耶等人显然不是那种认真对待技术与人关系的学者，他们处理技术与人的关系时简单粗暴。他们一方面宣称在大数据的时代因果关系的推理方式将过时，但另一方面又建构了技术与未来的简单因果关系，从而直接将自己划归技术因果关系决定论的阵营。技术与文化、科技与日常生活在今天越拉越大的鸿沟，就这样被他们轻易地填平了。可是，历史上何时出现过如此简单的社会现实？在我们哀叹技术的发展速度与人类文化的发展速度严重不匹配从而引发异化现象的同时，这些线性思维和技术乌托邦的狂想极大地败坏了技术决定论——其实这种视角对于认识当代社会有着非常有益的启发——的声名，使后者成为“不靠谱”的代名词。

　　在当代学者中，本书的作者——北美有代表性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文森特·莫斯可算是比较反感线性因果技术决定论的。这从他对《大数据时代》一书两位作者的讽刺中就可以看出：

　　有一本2013年出版的书堪称围绕大数据进行神话建构的最新典范。该书由两位博闻多识的分析师所著，书的标题展示了他们惊人的洞察力：《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一篇神话佳作的特点之一是，它能够在继续铺陈荒诞不经的叙事之前，为自己的故事配备清醒观念的“预防针”，以求使故事达到一定的合理性。

　　在2004年出版的《数字化崇拜：迷思、权力与赛博空间》一书中，莫斯可把这种历史因果关系简单化的过程看作是一个创造神话（迷思）的过程，其后果是让一切复杂性和矛盾性被消除，让人觉得自然而然，明白晓畅，具有无可辩驳的正当性。“迷思通过对复杂性和矛盾性的消除来创造一种‘欢快的明晰’。”（文森特·莫斯可, 数字化崇拜：迷思、权力与赛博空间， 黄典林，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7）

　　在这本书中，莫斯可回溯了自电报发明到赛博空间出现，技术进步所制造的一系列神话以及这些神话从来没有改变的逻辑。莫尔斯的发明在当时被看做已经消灭了时间和空间的伟大发明，被当时的政界和商界推崇为“国际生活的神经，它传递事件的信息，消除误解的原因，促进全世界的和平与和谐”。莫斯可认为，这种说法暗示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电报扮演着互联网在今天扮演的角色，而随着传播新技术如电话、广播、电视和有线电视的不断出现，这种逻辑一再被重复着：

　　如果说闪电式的电报线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互联网的话，那么电话的双绞铜线年代的互联网。

　　让我们难以想象的是，仅在对电线年之后……这种喧嚣再次出现了，此时，它与一种充满了电波噪声的声音有关……以神奇的无线方式透过空气传送过来的声音和音乐，穿过夜晚的黑暗，跨过遥远的距离，赋予人们这样一种印象：人世间存在着某种神圣的事物。

　　实际上，今天大肆鼓吹互联网的说辞都曾是用来吹捧有线电视的。“信息高速公路”的比喻是在对有线电视的讨论中完善起来的。

　　总结和整理这些一次次出现、一遍遍循环的媒介乌托邦思想，莫斯可认为这些思想无非可以被归结为三种神话：超越时间、空间和权力，也就是历史的终结、地理的终结以及政治的终结。这实际上是一个反复终结的过程，因为它所讲述的是同样一个故事。在赛博空间出现之前之所以称它们为神话，是因为历史、地理或政治似乎从来也没有真正终结过。最终这些神话总是以相似的方式破灭，一切又重归平静。最终人们当然可以感知到技术的重要作用，但它总是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复杂和充满变数，而不是让这个世界变得简单美好。不过即便如此，人类似乎从来没长记性。一旦新技术出现，人们就会像得了“历史健忘症”一样，重新谈论起新技术的神话。“关于技术的确存在着一种引人注目的、几乎是有意的‘历史健忘症’，尤其与传播和信息技术相关的时候更是如此。”

　　2014年，当莫斯可决定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云计算时，他的逻辑几乎与《数字化崇拜》一书如出一辙，他再次批判了传播技术乌托邦的死灰复燃，不过这一次是云而不是赛博空间。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云端》一书看作《数字化崇拜》一书的姊妹篇。在莫斯可看来，云计算和大数据的神话又一次到达登峰造极的地步：

　　新技术的到来总是会伴随着夸张的承诺，因此人们很容易忽视那些对云计算的吹嘘，但是这种忽视值得商榷。我们之所以要认真严肃地对待这些关于云计算的神话，并不是因为云计算和大数据革命的故事以及它们所引发的对经济无限繁荣的幻想比无线电广播时代的那些关于世界和平的承诺要更现实，而是因为市场炒作支持着这些神话。如果这些神话实现了，它们将成为常识，成为一些无法挑战的信念的基石。这些信念不仅仅影响了我们如何看待云计算，还影响到总体的技术发展以及我们同技术的关系。

　　莫斯可不厌其烦地向我们罗列从电报到赛博空间再到云计算的一个又一个神话，是有他用意的。相比于符号学或文化研究的路径，莫斯可还是更关注社会现实中的权力而非文本背后的权力。他并不真正想讨论这些神话的对错真假，更不是想否定这些技术对人类社会产生的重要影响——虽然并不一定像人们宣称的那样重要——而是想进一步地讨论为什么这些被炮制出的神话一次次破灭，但仍然不断地循环往复，或更准确地说，人们为什么总是一次次地患上关于新技术的“历史健忘症”。莫斯可认为，这些神话的存在是有现实意义的，不能简单地将其看做一种不需理睬的谎言。“迷思不仅仅是一种有待揭露的对现实的歪曲，而且它们本身就是一种现实。它们帮助我们理解那些看起来无法理喻的事物，应对那些完全无法驾驭的问题，并在想象或梦境中创造出那些在实践中无法成为现实的事物，从而赋予生活意义。”

　　于是莫斯可自然而然地转向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他试图证明，在任何技术神话的背后，都有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在主导与选择，在赛博空间神话的背后是政治经济的新自由主义和后福特主义意识形态。

　　那么，这种弥散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意识形态是怎样与作为神话修辞的互联网技术联结在一起的呢？莫斯可通过揭示商品化和数字化之间的联结，来讨论神话背后的政治与商业力量：“商业力量之所以深化和拓展数字化的进程，原因正在于数字化能够使它们在传播领域扩张商品的形式。从文化或者迷思性的角度看，赛博空间也许会被看做是历史、地理和政治的终结。但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赛博空间则是数字化和商品化相互建构的结果。”

　　正是因为数字化进程，媒体内容的评估、监测越来越精确，从而可以实现用户的个性化定制，这就促进了媒介产品得以更多更好地销售，广告得以更精准地投放。“数字化系统可以准确地评估和监测每次信息交易，同时也可以改进把观众、听众、读者、电影迷、电话和电脑用户卖给广告主的过程。”

　　正是看到了数字化背后的商业利益，许多数字技术企业不断通过广告说辞和各种公关手段为赛博空间创作神话。关于这一点，在云计算这个问题上表现得尤其突出，而莫斯可在《云端》这本书中也讨论得尤其充分。在考察了云的意象在西方文化史上的表征后，莫斯可诧异于如此富有诗意的“云的意象”是怎样与索然无味的云计算联系在一起的。他分析的结果是：“对于那些把云技术视为驱动信息资本主义革命性力量持续提高之引擎的人而言，推广与夸张是必不可少的。”这些推广者采用了种种手段来塑造技术神话：

　　广告片——宣传云建立完美家庭的魔力；赞助博客——记录云技术势不可挡的发展势头；报告——记录云中的超链接的世界；通过游说和展览、会议建立起触手可及的网络。

　　在更宏观的层面，数字化与商品化的循环交互，使资本彻底地控制了整个媒体行业，使得节目产品和劳动力均快速地进一步商品化，并推动媒体公司加快整合与垄断的步伐。对通用的数字化语言的采用，不仅有利于所有媒介行业的整合，也有利于形成文化产业和媒体业的大型跨国公司。这种整合的结果，不仅使权力变得更加集中，而且也势必对公共利益构成威胁。在《数字化崇拜》的最后，莫斯可暗示，这种商业化与数字化的联结是政治力量所默许甚至是鼓励的，因为这可以给统治者带来经济上的繁荣并有利于在全球竞争中占得先机。不断出现的技术神话，正是为肯定这种权力与资本合谋的统治合法性而一次次被创造出来的。

　　顺着《数字化崇拜》中的逻辑，莫斯可将批判的对象直指本书中的云计算，不同的是这一次反应更加迅速，对云计算的技术特征、进展程度和商业说辞更加熟悉，对云计算作为信息资本主义表征的特征也理解得更为清晰：

　　这个连接着数据中心、设备、组织以及个人的网络创造出了专家所说的一种“全球超级智能”。在这样的网络中，信息生产也加速了。云技术和大数据是驱动信息资本主义的引擎，同时它们正在使一种日渐成为主流的认知方式成为可能。

　　在通常的意义上，云计算被看做一种面向组织和个人生产、存储、分析和发布数据、信息、应用以及服务的强有力的系统，因此，它是一种带有公共服务性质并推动人类共同福祉的技术。然而莫斯可建议，这种自我标榜为公共服务的技术，需要在复杂社会语境中进行考察，并需要讨论其经济（谁为它付费？）、政治（谁控制它？）、社会（它的私密性如何？）、环境（它对土地和能源的使用有什么影响？）以及文化（它体现着何种价值？）的选择。这样，我们不仅能通过社会理解云计算的神话，也能通过云计算了解当代世界：“云计算作为棱镜，也反映并折射了每一个信息技术领域以及社会领域的重要议题，其中包括脆弱的环境、所有权和控制权、安全和隐私、工作和劳工问题、国家之间对全球政治经济主导地位的竞争，以及我们如何在话语和文化表达的层面上理解这个世界。”

　　如果运用莫斯可的维度来分析，那么在美国，云计算主要就是掌握在谷歌、苹果、亚马逊、脸书以及微软公司这五大IT业巨头手中的技术。而且在世界范围内，这种赢家通吃的局面正在迅速形成，行业的边界正在关闭。这就必然导致公共性的局限：

　　尽管云计算使用“公共”、“公众”、“社区”这样的字眼，但每一种云模式都被假定为一种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运营的私人服务。使用私人服务的政府系统(甚至CIA都将使用亚马逊网络服务系统价值6亿美元的云计算项目)主要是用来管理、控制和监视的。在云计算的语境中，“公共”仅仅意味着卖方会向公众销售而不是只卖给单一客户，而“社区”指的是商业利益由这种云服务模式下的用户共同享受，比如所有的航空公司。对于“公共”、“社区”这些概念的使用即使不是完全扭曲的，也是很狭隘的。……除非某一个云服务系统是专门为公众或社区公民提供信息而打造的，否则大多数人并没有作为公民参与到云计算中。相反，他们受到重视的原因不在于他们参与了关于云的决策过程，而是他们有购买服务的意愿并且能为公司提供与消费模式有关的信息。

　　这种结构与话语权层面的垄断，背后是商业利益与统治者需求的合谋。通过对美国政府与云计算五大公司以及一些相关的电信公司之间互相依赖关系的揭示，莫斯可从云计算神话再次抵达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统治的逻辑从来没有终结的时候，它只是以一种新的景观再现甚至是强化。云计算不仅没有弱化统治，反而在资本与权力的合谋中生成了一种叫做“监视资本主义”的新统治方式，从而加强了权力对社会的控制。因此从来没有人类大同的神话，有的只是政治寡头与商业寡头的狂欢，有的只是资本复制资本的逻辑，有的只是公共利益面临的可能危害，有的只是那些不期而至的现代性危机，如环境污染、隐私泄露以及劳工的悲惨生活。

　　熟悉莫斯可的学者应当能够意识到，进入21世纪以后，莫斯可的学术方向有着非常重要的路径调整，这种调整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从以理论为出发点转向以文化现象为出发点；其二是从划清传播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边界转向模糊二者的边界。《数字化崇拜》和《云端》这两本姊妹篇集中地展现了这种变化。

　　从理论入手到从文化现象入手可以被看做是莫斯可自身的一种学术自觉，他想从两种不同的方向沟通政治经济学与传播现象之间的关联。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本书与我1996年的著作《传播政治经济学》在结构上类似，但却具有实质性的不同。那本著作把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起点或者切入点，建立起通向传播的文化分析的桥梁。本书则从文化，尤其是从迷思学意义上的文化开始，建立起一座通向政治经济学的桥梁。”

　　就这一点而言，莫斯可并没有墨守成规。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一书中，莫斯可把传播政治经济学称为“关于社会关系，尤其是权力关系研究的学科，它们互相构成资源的生产、分配、消费，包括传播资源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试图通过“商品化、空间化、结构化”三条路径来涵盖所有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并建立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边界。对这种做法，我曾经有过批判：“将传播政治经济学学科化的努力，以及对学科神话的塑造本身就是有违批判理论精神的。批判思想从来就是非学科化的，不仅批判思想本身就以跨学科为特征，学科建制本身也是各种批判学派批判的对象，‘学科’作为一种体制内的规训方式，通常被看做是对学术的一种社会控制方式，本身就需要被反思与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范式学科化的结果，必然导致这一领域理论繁殖力日渐枯竭。”

　　从理论入手去强调统摄现象，强调自身的学科特征和边界，这毫无疑问是在建立一种学科神话，并不可取。所以在《数字化崇拜》和《云端》这两本新书中，莫斯可将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视角而不是一个学科框架去研究和发掘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开放的学术态度。

　　而对文化研究的兼容并包，则是莫斯可另一重大的进展。1979年，斯迈兹的学生古拜克（Thomas Guback）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主持召开了一次学术会议，与会成员有斯迈兹、莫斯可、瓦斯科（Janet Wasko）、米汉（Eileen Meehan）、彭达库（Manjunath Pendakur）、甘地（Oscar Gandy Jr.）等人。自此以后，莫斯可就长时间致力于建立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学科建制。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尽管态度比较友好并声称可以互相借鉴，但莫斯可仍然将文化研究看作是异己，并称之为他山之石。为了廓清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边界，莫斯可没有少下功夫：“政治经济学仍旧坚持现实主义的认识论，坚持历史研究的价值，坚持从具体的社会整体来进行思考，坚持道德上的承诺，坚持克服社会研究和社会实践间的距离。因此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中倾向于对主观性和主体的研究大相径庭，同时与文化研究中拒绝思考历史实践和社会整体的倾向迥异。此外政治经济学同文化研究中采用专业化语言的倾向不同，因为在它看来，专业化研究的使用违背了文化分析的初衷，即文化分析应该为普通人所享用，因为他们对文化分析的社会建构负责。最后，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中忽视劳动力和劳动过程的倾向不同，文化研究往往热衷于考察消费的社会‘生产’，并不论劳动者在当代社会变革运动中存在着任何价值。”

　　然而对于罗兰·巴尔特、凯瑞等学者理论的关注与借鉴，让莫斯可走出了自己为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划定的边界。而且，当他把神话背后的政治经济学规律呈现在大家面前时，他又做到了理论上对文化研究的超越，并实现了自己的承诺：坚持现实主义的认识论。黄典林指出，第一代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传统范式“基于十分明确的反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立场，以全球化的视野，从政治经济的制度逻辑出发，对全球及地方传播产业的政治经济结构构成进行图绘，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对全球文化霸权和特定民族国家（主要是西方国家）内部资本权力宰制传播资源、破坏民主和公共性原则的批判”。然而这种20世纪中叶流行的遵从普世性结论的范式过于僵化，需要结合具体传播实践进行差异化的分析与建构，因此便有了转向文化研究旨趣的第二代传播政治经济学路径。在21世纪，年近七旬的莫斯可作为旧范式的代表人物居然改变思维定势，亲历亲为地成为新范式的弄潮儿，确实不易。当然，从另一角度来看，如果考虑到他的老师——《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的作者丹尼尔·贝尔的研究旨趣，我们也可以说莫斯可回到了他学术的童年经验。

　　当然，如果以更多批判的视角来思考莫斯可和他提出的问题，可能会对本书的阅读有更多的帮助。

　　我本人并不太认同莫斯可的技术观，虽然我同意莫斯可所说的这些技术乌托邦的神话并没有真正帮助人们理解技术的重要作用，而且也对他这样来讨论传媒技术欣赏有加：“我们当中又有谁会否认电话、广播和电视（甚至是有线电视）是社会和世界中的强大力量呢？看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这些曾经的新技术失去了它们的光彩，放弃了对世界和平做出贡献的承诺，并消弭于无形之中时，它们却获得了在这个世界上发挥持久影响的力量。”

　　然而，我并不认为莫斯可的技术观做到了他所承诺的社会整体视角。不管他承不承认，莫斯可的技术观都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丹尼尔·贝尔，因而其技术观无可避免地打上了技术进化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的色彩。在莫斯可那里，技术仍然是工具性的、功能性的、独立的和表象性的范畴。从时间的维度来看，技术的发展和积累有其自身的历史逻辑；而从空间的维度看，技术又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密不可分。现代技术哲学基本达成的一个共识是，随着主客体二元论在现代性观念中统治地位的确立，技术不再是人类发现和适应环境的帮手，而成了统治和征服环境的工具。在这一过程中，一切东西都失去了其独特性，而成为功能化、物质化和齐一化的存在，这也包括作为劳动力的人本身。技术表面看是人的创造发明，但实际上却转化为反对人的力量。人与技术的关系就此发生了重要的改变。正如斯蒂格勒在讨论海德格尔技术哲学时所说：

　　现代技术是对自然施加的暴力，而不是顺从作为自然的存在在其增长过程中的祛蔽模式：技术进入现代化的标志就是，形而上学得到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就像是计算理性完成了旨在占有和支配自然的计划，而这种被占有和支配的自然本身也就失去了自然本来的意义。但是我们作为自身的存在者，却远没有借助技术成为自然的主宰，相反，我们自己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也服从技术的要求。

　　现代技术建立在整个社会运转逻辑的座架之上，并与现代性社会互相建构，互相选择，互相渗透。技术本身就是现代国家治理逻辑的一部分。它不仅是权力与资本合谋的结果，它本身就是一种结构性的权力。技术逻辑与现代性社会相伴随的一种意识形态，是如此之霸道的一种权力，以至于德布雷干脆这样来形容媒体技术：“不管是否拥有行政控制权，国家都不再是媒体的主人，相反媒体成为国家的主人，国家要想生存，就需要同它有思考能力、有使人相信的能力的主人交涉。”

　　然而，莫斯可似乎对技术没有这样的观念，在他的观念里，技术仍然是一种为人所用改造世界的物质性的工具体系，可以与统治的逻辑相剥离。他只是希望大家不要过度夸张这些工具的功能，并希望大家明白一直有人在夸大这些工具的功能，这些人有着自己的政治目的和商业目的。他并没有感受到多数情况下，人被迫采用技术，技术制造并维系着现代社会的秩序。莫斯可的这种技术观其实已经倒退到了《资本论》之前的政治经济学，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主要讲的就是在工业技术体系之下，工人对于资本家的意义仅仅只是一种可换算市场价值。

　　无论是技术乌托邦者还是反技术乌托邦者，他们都有一个预设的前提，好像技术的发展方向都是精英、社会组织或某种社会权力控制的，要发挥其正面的功能和规避其负面的功能。他们从本质上讲都是以功能和标准化方式来看待技术的结构功能主义者。然而他们似乎没有看到在现代性社会中，技术的逻辑先于个人，先于组织，先于权力，个人、组织和权力都生活在先在的技术环境之中，甚至连意识都可能意识不到。所以，即使揭穿技术的神话，人也仍然被迫生活在它的统治之下。因此当莫斯可像罗马俱乐部成员或法学家一样去讨论云技术可能带来的环境污染或个人隐私权的问题时，特别像大众报纸的专栏作家，他的部分观点几乎就是一些常识。当他去讨论云计算是否需要有政府监控时，由于没有结论，他甚至像新闻报道一样只呈现双方观点。这些讨论都影响了他思想的深度，也进一步证明了他对技术本体的理解缺乏主见。

　　另外，我同样也不太认同莫斯可在本书中得出的结论。这并不是因为这些结论不正确，而是因为它们实在是太正确了，正确得像常识一样。在100年前，就有学者讨论媒介背后的政治经济力量，担忧垄断的商业现实可能会侵害公共利益，尤其是知情权与。所以，在第一代传播政治经济学家那里，传播技术背后总是有着权力与资本的身影，而且顶多不过两种情形：权力与资本合谋或对立。从传统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再到信息资本主义，从旧媒体到新媒体，表象繁多，结论却永远那么相似。“只要用莫斯可‘商品化、空间化、结构化’这‘三化’去结构自己的分析框架，任何国家的传播体系都最终可以得到相似的陈词滥调：任何市场经济国家的传播政策都一定是资本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合谋；任何非完全意义的市场经济国家的传播政策一定是资本作恶，政府背黑锅。到最后，这种研究就不再是理论发现，而是政治站队或表态，表明研究者是愤怒的知识分子——理论退场的地方，剩下的只会是彻底的意识形态。”

　　莫斯可引入神话理论来分析IT业的技术，原本同时是对文化研究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超越，是一种补充文本社会语境和追求差异化结论的努力。然而，虽然这种努力方向值得肯定，但它最后还是回到了乏味的权力与资本、商业与政治，还有永远挥之不去的欧美中心主义。尽管莫斯可把文化研究的许多做法甚至是作品和艺术品分析带入了研究，但看来并没有真正得到文化研究的真传。我的真实感受是，与莫斯可的努力相比，罗兰·巴尔特像梦话一般的神话理论对学界的启示和贡献要大得多。事实上，什么事不能与权力与资本合谋或对立扯上关系呢？如果有一种理论视角，还没有开始研究，就知道研究结论是什么，这可能并没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上述这些，充其量只是我的一家之言，其意义只在于提供更多思考分析本书部分内容的视角，仅供读者参考。然而，面对市场上像《大数据时代》这样巫师般预测未来的心灵鸡汤，面对出现不到10年的最新技术，一位年近七旬的学者，仍然挺身而出，为民众解构神话，启蒙心智，单就这一点而言，莫斯可就该得到足够的尊重和掌声。

　　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加拿大皇后（Queen）大学传播学教授，曾担任皇后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国际著名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获得加拿大卓越教授荣誉。在媒介与信息技术方面，莫斯可博士有很多著作及文章，在国内翻译出版的著作有《传播政治经济学》、《数字化崇拜：迷思、权力与赛博空间》、《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等。

　　书名：云端：动荡世界中的大数据（破除“大数据”神话，著名传播学者文森特·莫斯可关于“大数据”的批判性力作）

　　福利掉落：来评论区和我们聊聊天，8月31日20:00前留言点赞的第一名可获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云端：动荡世界中的大数据》一本！